美媒:白宫或将很快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


最后,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并举是韩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又一值得称道之处。因为经历了MERS疫情初期的防范与应对不力而造成的扩散,此次新冠疫情发生之后,韩国舆论高呼防疫或检疫即使过度反应也要提前应对。但韩国政府并未采取极端措施。同时,韩国政府建议民众尽量不要出门,尤其不要聚集,保持距离等以最大限度降低病毒传播范围,但并未要求停工、停产,大部分国民的日常生活也并未受到太大限制。即使在大邱、庆北疫情大规模暴发、政府决定对其进行封锁时,其封锁也并不是以阻止人员流动为目的的全部封闭,而是出于防疫防控目的,尽可能减少与外部的往来流动。

其次,信息透明,感染路径全公开,实时追踪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等举措也有效阻断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吸取了MERS疫情时应对不力的教训,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认识到传染病相关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政府不仅新设危机沟通负责管理室,而且于2017年通过了 “公众保健风险沟通标准操作规程”。这一规程明确要求为实现传染病等灾害预防,需要迅速而透明地向国民提供所需信息。因此,此次新冠病例出现后,韩国保健当局迅速将疫情发展动向与患者移动路径,尤其到访医院、商家、餐饮场所等具体商号名称都全部公开出来,并通过电话及时追访与监督密切接触者,对其实施严格的追踪与隔离。

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中国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有逃必追、一追到底”,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吸取之前MERS的教训,韩国从一开始就对新冠疫情高度警惕并不断对国内外疫情发展可能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充分估计,文在寅甚至于韩国疫情大暴发前便宣布经济进入“紧急状态”,并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金融、货币等各项政策对受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使其渡过难关,包括:调动灾难灾害对旅游、航空、餐饮及出口等受疫情影响巨大的行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对机场、港口、免税店以及中小企业的租赁费、手续费、税费等进行减免或推迟征收;对中小企业进行特别金融支援、投资奖励;以商品券的方式促进消费等。疫情大规模暴发后,韩国更是出台了各种财政、货币、税收等各项托举经济的政策。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都纷纷启动追加更正预算,而中央政府的预算规模堪称史上最大。

在“天网2019”行动中,国家监委首次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组织和指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集中力量资源开展追逃追赃。全国共追回职务犯罪外逃人员969人,其中“红通人员”16人。除上述四名“百名红通人员”外,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原党组书记王军文、吉林省人社厅原副巡视员裴占荣、黑龙江省密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连春等一批级别较高、影响恶劣的职务犯罪外逃人员被追回。

韩国抗疫措施与危机应对能力依然面临考验

惨痛的教训:MERS暴发时暴露的问题

(郝群欢,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2019年被中央追逃办列为“追赃工作年”,国家监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地方办案机关对一批职务犯罪嫌疑人逃匿、死亡案件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推动多国法院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出具的职务犯罪案件冻结、没收裁定,外逃腐败分子“营养源”被进一步切断。彭旭峰案正是释放出这一鲜明信号,在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打击下,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韩国的防疫方法与经验能否在输入病例可能引发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下再次控制好疫情还需要时间来检验。韩国官员也谨慎表示他们的成功是暂时的。死灰复燃的风险仍然存在,尤其是当疫情继续在国境之外肆虐的时候。而在疫情带来的不容忽视的经济打击后,能否迅速恢复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也将再次考验韩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